本文內容整理自Dad to Dad Podcast第99集〈Dr. Lawrence Fung—Director of the Stanford Neurodiversity Project & Father of a Child with Autism〉，並補充《明報》2026年3月3日對馮國傑博士的專訪。
Podcast由David Hirsch主持，於2020年8月14日發布；兩項來源所述的家庭情況及計劃規模，均以各自訪談時間為準。
在母親的喪禮上，馮國傑博士（Lawrence Fung）數次悲痛難抑。最先察覺他需要安慰，走上前擁抱他、握住他雙手的，正是他的自閉症兒子Zachary。
一連兩天，這樣的情景至少出現三次。
這位父親後來在Dad to Dad Podcast憶述此事時，仍然深受觸動。
這個片段沒有宏大理論，卻鬆動了一種常見想像：自閉者似乎總是冷漠，難以理解別人的感受。
一個家庭的經歷不能代表所有自閉者，卻足以提醒我們：刻板印象不是每個人的必然處境。
由香港到醫學院
馮博士在香港度過人生最初十八年，在五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幼。
父親從事進出口生意，工作繁忙，留給他的重要教誨卻很簡單：誠實、持守信仰、永不放棄。這些教誨後來成為他面對兒子診斷時的精神支柱。
他原本立志讀醫，受學費及外國學生身份等限制，先修讀化學工程，取得博士學位後投身藥物研發工作七年。
他有自己的實驗室，也取得成果，卻始終覺得研究與現實中的人相距很遠。
身為醫生的妻子Michelle鼓勵他重新追尋初衷，他終於在2005年入讀醫學院。
命運使個人與專業兩條路在這裡相遇。
最難受的，是看不見前路
兒子接近四歲時確診，先後接受約五次評估，其中四次的結果顯示他屬於自閉症譜系。馮博士當時是醫學院三年級學生，本來考慮腫瘤科，自此轉向自閉症及精神科。
確診之前，兒子直到四歲才開口說話，不太主動與其他孩子玩耍，也容易因小事而情緒劇烈波動。
即使受過科學訓練，馮醫生仍經歷約兩年的否認期，盼望孩子只是發展較慢。
最令夫婦難受的，是看不見前路：兒子能否升讀大學、建立家庭、獨立生活？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耐力，可以長期承擔照顧責任。
診斷沒有立即回答這些問題，卻帶來一種解釋。
孩子外出用膳時哭鬧，不一定代表父母管教失當；那些反覆出現的困難，也不能再簡化成「難教」二字。
對初次為人父母的他們而言，這是停止自責、按實際需要尋找支援的開始。
支援並非在確診後才出現。
兒子因語言發展遲緩，早已接受言語治療。
妻子在全職工作之餘承擔大量照顧工作；妹妹Hannah經常主動找哥哥玩耍，帶來父母無法代替的互動。其他育有特殊需要子女的家庭，也讓這對夫婦知道自己並不孤單。
馮博士坦言，他們從這些關係得到的幫助，比任何單一機構提供的還要多。
由研究自閉症，到改變環境
他的專業方向後來又轉了一次。
神經影像研究有助了解自閉症的生物學基礎，但成果未必能在短時間內改善兒子及其他自閉者的日常生活。
參加SAP的Autism at Work高峰會後，他看見另一條路：有些自閉者長期失業，甚至有人曾無家可歸；當企業改變招聘及支援方式，他們便有機會展現能力，成為出色的員工。
這使他思考：工作和學習能否讓人憑藉自身優勢建立身份，而不是一直只被診斷與不足所界定？
2017年11月，他在史丹佛推動成立神經多樣性特別興趣小組。他原以為首次會議只有五人出席，結果來了二十三人；截至訪談時，通訊名單已超過四百人。
其後的工作包括學生過渡、獨立生活、精神健康及職業規劃等支援，也包括求職及入職協助和僱主培訓。
他在節目中反覆強調：要讓自閉者成功，必須改變環境。
招聘不應只考驗一般面試技巧，入職也不代表支援終止。
學校同樣不能只看成績，而要看一個學生能否生活、建立關係和規劃前路。
一個家庭的路，不是成功保證
不過，不應把這個故事讀成勵志保證。
兒子當時融入主流教育，不等於自閉症消失；父親相信他會升讀大學，也只是2020年訪談時的期盼。據《明報》2026年3月3日專訪，Zachary當時二十二歲，已是大學四年級學生，主修機械工程。
這個後續發展令人欣慰，卻不是每位自閉者都應複製的道路，大學也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尺度。至於馮博士推測愛因斯坦和特斯拉可能屬於譜系，更應視為個人推想，而非正式診斷。
「永不放棄」因此不應解讀為父母必須耗盡自己，也不應理解成孩子發展不如預期，便是家人不夠努力。
它真正可貴之處，在於繼續理解孩子、尋找合適支援，同時要求制度承擔責任。
人需要機會發揮所長，但人的價值不必靠生產力來證明。
父母可以堅持，孩子卻不應只靠父母的堅持才有出路。
改變環境，才是這集訪談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功課。
文：YK楊軍